周耀輝：斬去一隻手，⻑出一對翅膀——談港人在海外發展的種種

近來新聞由大灣區到內地居住證，加上每天百五名單程證配額企硬不變，香港人在本地的生存空間愈縮愈窄，快要比「豆腐潤」咁細的單位還要小。年輕人乖乖地走，還是死守，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這問題變得更迫切。

這次我與在阿姆斯特丹及香港兩邊來來去去的周耀輝對話，嘗試借他的經歴及體驗，去解開一些「移居海外」的謎思。

周耀輝生於1961年，曾為港府工作，當明報編輯及在電台工作，89年以達明的《愛在瘟疫蔓延》展開他歌詞創作的事業，1992年31歲的他就開始在阿姆斯特丹居住，2011年50歲的他回港在浸大擔任副教授的工作。

輾輾轉轉二十年後，周耀輝選擇在港發展學術界的事業，這樣的一個「華麗轉身」，似乎都是很多第一代移居在海外的港人的終極選擇——「回流」。我好奇點解往往很多移居海外的港人都會回到香港這起點?對他來說，原來根本就沒有「回流」這概念。

「與離開時沒有『移民』的觀念一樣，我在11年選擇在浸大工作，不是『回流』。在荷蘭工作了一段時間，就想再讀書，最後完成博士。那在快要完成博士時，我在想我要做什麼，是想做回我本來的事，還是在工作上都作新嘗試。我本人是貪新但不忘舊的人：我仍然想做創作，媒體及流行文化的事。但是同時我想試在大學工作。那大學工作就當然牽涉教書了，如果教書的話我很淸楚覺得，我想教香港的⻘少年。我自己所明白的東西，對香港的新一代，可能他們得到的感應會更大。」

確實，「移民」屬媒體或官方用的客觀字眼，對一般在年輕時獨個到走到國外生活的港人，這字眼根本不設實際。像周耀輝所言，「離開之嘛，只是帶著一個喼。沒有想過一住就二十年。」他為莫文蔚創作的《只帶一隻行李箱》正是寫他當時的心境。當時他離開，就是需要一個轉變：「香港很不能滿足自己。我想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一有機會便出去試試。」

移居到開放民主的荷蘭，在一個⻑期在世界快樂指數佔高位置的國度生活，明顯是一個難以抗拒的美好新世界。「我不想誇張地說阿姆斯特丹或荷蘭是烏托邦，這城依然有它的哀傷及貧窮。荷蘭在二戰後也是千瘡百孔，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到現在，人家安排得很好。簡單來說，人人都有自己的地方居住，人們現在不用擔心手停口停，不用擔心病了不能醫。如果有些快樂指數是可依靠的，你就是會感覺到這國家是容易生活的，它如醫療及稅務等方面的制度令大家有比較多自由及空間選擇自己的生活。」

香港呢，堅尼系數高企，貧富懸殊情況現時屬亞洲最嚴重。不過，要記得的是周耀輝在1991年離港，那時香䈯還未開始大倒退。「我在1961出生，這是香港急速發展的年代，我們這一輩人很享受香港的發展，基本上很多人都有很多發展的機會。我的同輩讀到書的那一班，往往都是在社會上那一小撮分獲到資源的一群。我很覺得我們這一輩沒有做到將社會改善的工作，令到這個社會發展到今時今日，反而大部份人的生活變得愈來愈艱難，大部份人競爭得很慘烈，而且比較我自己的時代慘烈。我看回荷蘭，他們一代一代在改善整體的生活的時候，我看到自己及那一代沒有盡的責任。」

一個社會發展到如此地步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觀看這數十年來的香港歴史，不難發現97前的香港人短視甚至有點幼稚，低估香港在主權移交後面對的衝擊，無論是在社會的發展政策甚至是在中英談判當時的追求的民主策略都犯下錯誤。在「世代之爭」之中，人人互相指責的氣氛之下，香港老一輩由「八/九十後」到今天的「廢⻘」等標籤去削弱年輕新一代的影響力時，周耀輝卻是有良心的小數，他敢承擔。周耀輝「回港」的其中原因亦是基於責任及本著必需嘗試的信念，更形容自己身在海外「就像逃兵」。

「過去二十年香港出現了很多變化，我大部份時間都不在香港。我留在香港的朋友大部份都為香港盡他們的力，我多多少少覺得自己是逃兵。當然我沒有完全放棄對香港的責任，我繼續依靠我自己的文字創作，去對這個社會作一些貢獻。這是我自己的方法，但是接觸很輕，很微，我亦不是生活於當中。到11年博士完的時候，我在思考自己的未來，覺得是時候可以回香港，放多一點時間與精力，看自己能做些什麼。就是這樣的一個動機，的確是對於香港有一種承擔。」

在今時今日很難想像幾十年前香港還是充滿生機的情況，同時在香港今天社會什麼都要赢在起跑線的環境下，很難想像名校出身、HKU畢業、曾為高級公務員的周耀輝原來並不是成⻑於典型香港中產精英階層環境的孩子。他的出身正正相反：單親家庭，徙置區成⻑，家庭重男輕女所以他家姐要到工廠工作幫補家計讓他可繼續升學。不過，正正因為生⻑於香港經濟急劇發展的年代，社會流動性高，他形容那時候人們接受高等教育後「很快就可成為中產」;他也只是靠「升中入學試」的成績而入讀英華書院，當時校內大部份都是屋村仔，他亦是在畢業多年後才知道它被視為名校。

香港現在今非昔比，周耀輝曾在過往訪問形容為「絕處逢生」。那究竟對於年輕人來說現今的香港還有什麼生機?「對我來說絕處求生是一個希望，更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奢望。但我覺得我自己不可以放棄這希望。無論如何艱難也好，也要找到生機。其中一個我可以看到的是，正正現在用經濟考量的所謂美好前途，已變很難，沒什麼機會，那為什麼要行上一代要行的路呢?」

坦然在這高度的資本主義的香港社會上，衡量成功的單位除了錢還是錢。或者錢途沒有，正正就是重新審視我們甚至是我城的價值觀的最佳時機。既然過往美好的經濟前境的路堵塞，那就應開拓自己往其他方向及目標的道路。「我們那一代偏向不多思索，就選擇行那條路：入大學，畢業後找份好工，例如公務員——我那條路，因為益處很大。但是現在我見到我的學生，年輕的一代沒有了這條路，沒有這種必然，那其實有一種選擇就是：拋低它吧，根本不需要走一條人家認為你要走的路。因為你無論如何循規蹈矩，安份守己也好，你也不會買到樓，你不會有一份很穩定的職業，你未必會有一份很好的金錢收入。假如這是一個絕處，那能逢生的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這樣的想法也許是馬死落地行，甚至阿Q精神。對於身在水深火熱的年輕人來說，移⺠呼聲極高的背景下，離開香港勇闖新世界，還是很多人最渴望的出路。「好多人想離開，我自己都離開過，那就離開吧，看看外邊是怎樣。當然，我自己也有一個提醒的，因為我也有些學生其實亦想離開。如果單單因為不喜歡香港而離開，是OK，但你對外面的世界有沒有嚮往?如果沒有，那單是因為負面的離港，那到外面也會很容易碰上另一些負面而不知怎算。我當時離開香港是因為覺得香港工作很辛苦，那時我有三份工。在感情上因為我認識了一個荷蘭人，想繼續我們的感情，那不如試試到荷蘭一起生活。那時我想見識外面的世界，我亦一路對於歐陸文化，對他們的生活有一種想像。我想試試在那裡生活究竟是點，一個人自己在外地生活又會是怎樣，並不是很負面的離港。我想這樣的離港會較容易得到滿足，會得到新的見識，或是新的自己。」

說到離開也不是說走就走，而以移民身份在外國生活一樣挑戰處處。周耀輝在荷蘭期間從事中文廣播，間中接受荷蘭媒體邀請以荷蘭文分享中國及香港的資訊及觀點;同時仍然繼續隔洋遙控地為中港台的中文流行曲創作歌詞，不過在互聯網還未普及前又fax 又IDD⻑途又DHL速遞既繁複又昂貴的過程基本上已令他的工作機會嚴重減低。他坦然：「我兩邊繼續在我自己認為可以的情況下參與，但同時間都感覺到的是，兩邊的參與都有我自己的限制。」

或者簡單來說，世界上基本上沒有完美的事，闖外邊的世界是需要付出的，尤其是如果你的本科或技能是與香港本地文化及社會有強烈關係的話，在外國的前途發展注定難免有一定局限。「我當時離開香港只是想尋找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想找更好的事業，我已預期自己要放棄很多在事業上的發展。甚至乎更強烈的說法是，有時我覺得對於這種『文化人』，特別是用中文創作的人呢，離開香港就像是斬了自己的手。我常這樣說的，你斬了一隻手，但其實它是會⻑出一對翅膀，會帶你飛去更遠更美好或你未見過的世界。」

事業前途與理想生活之間的選擇與角力之餘，海外生活另一挑戰是香港人身份與當地身份文化上的磨擦及矛盾。周耀輝用輕鬆的角度來面對對身份認同上的議題，他笑言自己是「貪心的人」，「那如果可以不用揀我就盡量不會揀。香港，阿姆斯特丹，甚至更多的地方，如果可以到埗，可以變成我的家，那就更方便。」似乎四海為家，又或是老土英文諺語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還是有其道理，比起中華傳統文化著重的根或家國，來得方便瀟灑。這或者正正亦是他抗拒用「回流」等字眼的原因，正如他所說，縱使在香港教書，他一有機會便會回到他阿姆斯特丹的家，去見他親愛的人。

不過，生活在土生土⻑的城市，與生活在一個自己選擇的外國城市，本質還是有很大分別。周耀輝形容自己在兩個城市除了有不同的身份外，還有不同的命運。「如果我在阿姆斯特丹活得像一個消費者，我在香港活得更像一個公民。我在阿姆斯特丹是在享受這城市，從這城市拿走一些我自己鍾意的東西，屬自私，一種消費的角色。但是在香港，我未必我特別享受在香港的生活方式。但是我覺得我在香港有用。我覺得我在香港可以貢獻，所以我反而投放更多東西在香港身上。」

這次訪問在盧凱彤自殺兩週後發生，原本正在歐洲的周耀輝特意飛回港送他口中的「阿妹」一程，留港三天就飛回荷蘭。他形容他這次回港的衝忙，這一次的出事，以及他的心情，為這次訪問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駐腳。他這種來來去去的生活狀態，讓他往往不能在有事發生的時候，能夠在親近、著緊的人的身旁。他說：「阿妹的事就是明顯的證明。」他亦透露為黃耀明2001年收錄在人山人海首張合輯的創作《一一》，其中一個想說的就是這個心境。我翻查資料，原來在周母離世時，他亦一樣趕不及回港。「我這樣子安排我自己的生活，有它的美好，但這樣的事發生時，就會發覺也有它的殘缺。」

周耀輝以前在訪問中曾說過他在廿六歲時喜歡看現已離世的攝影師李志超的著作《勇闖新世界》，特別記得當中的一句：「我們都不喜歡這裡，我們只想向更繁盛的地方闖，更文化的⻆落鑽，我們幾乎可以結伴勇闖新世界。」年紀大了，他卻選擇回到「舊世界」，要在一個充滿黑暗的世界傳播光明的想法及知識，想深一層，其實也算是「勇闖」的表現。

「勇闖新世界」這五個字的力量及活潑在現今香港很罕見，極具九七前香港的氣息，充滿膽量及對前景的希望。我相信，隨著年紀及時代的轉變，「勇闖新世界」的定義及含義自然亦會一樣跟著轉變。在訪問中周提到了很多次「嘗試做更多」，「做到幾多得幾多」等字眼，確實，如他所言，世界再黑暗，可以灰心，但不能絕望。無論如何，未來也難料，結果如何，最重要的，還是要夠膽勇闖新世界。

原文刊於2018年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