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住日本，思索與家的距離
2019年像是世界的分水嶺，這一年後，世界不只變了，同時縮小了不少，規限與紅線更多。住在歐洲已過十年的我，過了兩年幾乎足不出戶的生活後，見到日本開關，香港人紛紛嚷著要「返鄉下」，我又突然間想加入遊日大隊...
2019年像是世界的分水嶺，這一年後，世界不只變了，同時縮小了不少，規限與紅線更多。住在歐洲已過十年的我，過了兩年幾乎足不出戶的生活後，見到日本開關，香港人紛紛嚷著要「返鄉下」，我又突然間想加入遊日大隊，在日本短住兩個月，再次體會亞洲的生活節奏之餘，順便與移居日本的朋友見面。
世界再變，但日本沒怎樣變，是這世界所餘無幾的安慰。日本對香港人來說，是最近又是最遙遠的距離。二戰後出生、老媽一輩的baby boomers叫日本人「（死）架仔」，但由Gen X開始，七十打後出生的香港人已脫離二戰陰影，正直香港經濟起飛，都是一邊飲著日本流行文化奶水，一邊吃著日本零食長大的一群。我們的一輩對日本的情義結，是由童年時期開始對物質的壓抑及貪婪的結合。
這吻合在日的香港朋友的觀點：日本是港人移居的好選擇，因為它除了提供了香港人原本的生活模式，那種可以隨處吃喝玩樂的生活享受之外，更是將這基本生活大升級。價格不只較低，質素及服務往往卻更高。相隔十年，重回日本，我也深有這種感受。在歐洲的日子，生活模式再寫意，文化環境再濃厚，但我仍不能完全脫離港式的物質生活。
或者，這是因為香港追求抵食、特惠的文化，已深深寫進我的DNA。坦然，世界各地都有美食，但就算連超市、便利店再便宜的食物，仍然可以有高水準，吃完不只不覺委屈，更感身心滿足的地方，確實只有日本可做到。每每到遠離遊客地區的食店，交出不過一兩百港元，換來的那種恩勤、貴賓般的款待總是讓你感到世界還是有愛。日本人可以視經營一間小食店為人生成就，將所有力量、最好的都獻給小店，很高崇，極度逆主流。
遊客獲最高享受，但對本地的勞動人口來說，就要承受生活的煎熬：工作要求高，收入卻低，既是日本打工仔的命運，亦是香港的共同命運。三十多年以來日本薪金水平沒有怎樣提升，但現實是就算偶爾在東京有抗議工資低、要求增加最低工資的集會，出席人數往往只得零聲數百。日本人不積極增取增加工資，或多或少與其習慣吃苦、堅忍的民族個性有關。香港當然亦有這個性，但更甚的應屬資本主義的極致：雖然暗地裡明白，其實「平靚正」就是與人工低或對低勞動人口的壓榨可以劃上等號，但活在制度之下，大部份港人只能支持這種生活模式，明白總要有（其他）人在下層勞役。
至少，日本在東京以外，生活費可以很低，像朋友莊尼說，在日本窮也窮得很有尊嚴與質素，沒有吃苦的感覺。這或多或少就是他留在日本的原因，在日本可以過著低收入的樸素生活，飲食住行依然有一定質素。他用二百萬港元在關西買下物業，可在宅內專注創作，收入少，但過得開心，吃得滿足。對他而言，「間唔中吃個回轉壽司，已經好滿足。」
莊尼也體驗過歐洲生活，最近在比利時短住，然後回到日本，驚覺日本的可愛。「日本人呢，係有份純真嘅⋯佢哋敢發夢。」歐洲人不敢發夢？也不是。但或者，歐洲人相對現實，思維較實際。發夢的人，通常是嬉皮士、參與社運或政治運動的左翼文化人，希望靠行動推動社會發展，那是普遍歐洲文化人的「夢」。或是由日本自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影響，又或是二戰的後遺，日本社會有太多抑壓，以致現實根本不容有發夢的空間。因此，二戰後，文化工業便開始營造及販賣夢想，而事實上，大家都要靠娛樂來尋找夢想。就像莊尼剛到戲院看的《男兒當入樽》電影版，也就是典型的「日系」熱血故事，看完電影，他感到原屬青春的動力與熱情再次載滿他身體，突然充滿力量。有共鳴，是因為他一輩子一直在堅持搞創作，在香港主流的角度來說，他就是很不設實際。身在日本呢，他不用再受到大眾批判的眼光，作為外國人，他也不用承受日本社會的壓力，難怪他選擇在日本發夢。
其實香港人早愛在異國尋夢：香港人最愛借旅遊來逃離現實，日本很自然是香港人的最佳窗口。九十年代香港流行音樂改朝換代，原創音樂掘起，林夕成為九十年代新世代歌手的「主筆」，乘著日劇潮踏入頂峰，林夕亦將東京與香港人的感情生活直式串連。在山手線沿路，除了四處是廣東話外，我的腦海亦情不自禁播上成長時聽的「東瀛系」廣東歌。在新宿，總想起林夕。他筆下的東京不過是載體，是情慾的象徵，是港人尋找短暫快樂的地方。今時今日，再思考他的歌詞，有不一樣的趣味。東京不快樂，至少還可在其他地方再找寄託。
另一位朋友加達離開東京的念頭便是這道理，他打算搬到歐洲。曾在歐洲進修，他畢業後搬到東京，已住了七年。他試過在當地創意工業打工，但最終還是選擇做自由身。「日本工作文化比香港更瘋狂，真係好難頂，」他笑著說。我們傾談，往往會談到他在日本親自遇到與及從其他朋友聽到的瘋狂工作情況，工時長、要求高、階級觀念重等等等等，一切聽來，比起村田沙耶香的小說《便利店人間》更超現實。
「除了擔心這次在歐洲能否長居外，我亦有點擔心搬到歐洲後會再次掛住日本。」加達突然認真地說。我點頭。因為我明白單是日本生活的方便與及食物質素，已太過吸引，與歐洲很不一樣。不過，他選擇離開，就是因為生活太過舒適，「呢度生活環境好易讓人懶惰。你會停止挑戰固有思維：因為喺呢個社會你根本沒有挑戰固有思維的空間。」這正好是北歐生活的相反，而我也無法決定那一種社會環境較適合自己。這種無根的感覺，不知哪裡是落腳地，應是香港殖民背景而造就的普遍心理。
加達一如很多從事創作的人一樣都住在依然充滿著具本土色彩的小店與酒吧的高円寺。高円寺在七八十年代是抗衡文化的大本營，屬嬉皮士與punk的遊樂場。今時今日，自由放任的精神仍然可在這區清楚感受到，依然有不少live house酒吧，就像我們身處的Sub Store，便是其中一間。傾談中，驚訝地發覺播放的歌曲唱著的是廣東話。明明一直在播City pop，為何有廣東話？我們望了對方一眼，收聲後，細心聽，才發現原來是夢劇院1989年作品《全自動星夜》，播罷，緊接的是梅艷芳的《我肯》。也對，Sub Store的店主原本來自印尼；又想起，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流行音樂「黃金期」，其實盡是建基在日本流行與及歐美流行，八九十年代金曲大多都是日本改編。我們離家，這麼遠，又那麼近。
談香港，談日本，在居酒屋與朋友談一晚都談不完，除了擔心日本也在變，開始不能再守護那些幾乎是太過優秀的民族個性外，我們總會提起所謂的「香港人的劣根性」。每個地方都有劣根性，日本的職場文化便是一例。而在香港長大的我們，離港後就更易察覺這些不足，多少幼稚地希望自己能夠做個比想像中更好的人。「香港人真係好XX」，XX是甚麼，在不同群眾上應有不同的體會，但有一點我們都認同的，是香港人的評頭品足的習慣與及毒口舌。當然，這不是人本質的問題，而是社會及媒體氣氛的影響。我們要對其他人那麼的差，甚麼都要評頭品足、管人的大小事，應全是因為對自己的生活沒有滿足感的反射行為？
很多討論，但兩個月後要離開日本的那一刻還是沒有確實結論。最後一兩天，很忙，因為要去還未去過的地方，還有因為要買一個可以用在歐洲的日製電飯煲。過去在歐洲過十年，不多吃飯，一直只用普通煲煮飯。再重新細味過日本米後，決定要買個電飯煲，在家煮更多飯。或者，吃日本米，看英文報紙，寫中文文章，何處，是不是一個問題。